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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探讨孩子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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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心理专刊   原创

 


       首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演讲,我将邀请大家与我一同在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地域作一次旅行,即作为过度阶段的青春期。

 

      青春期这个词来源与拉丁语“adolescere“,它的含义是“成长”。虽然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身体已经成熟,但在情感与精神方面还远未成熟。青春期的长度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根据WHO的定义,青春期指10岁到20岁这个阶段。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青春期通常指成年早期,而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在传统的部落文化中,儿童与成年人的时间界限通过成人仪式得到明确的确认。年轻人——一旦通过了仪式——就成为成年人团体的正式成员。根据不同的文化,这种成人仪式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但整个结构通常是相似的:

1、分离仪式

2、转变仪式

3、加入仪式(frc.D'agregation)
 
在这个成人庆典之后,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社会中一名成年人,有着明确的角色和任务。

       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仪式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有其他的事件来标志这个阶段,比如从高中或大学毕业,接受职业培训或参军。年满18岁后,一个人可以参加选举,也可以进监狱,所以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年轻人在何时变成一个成人。

       Erikson将生命中的这个日渐延长的过度阶段称为“心理延期偿付( psychosocialmoratorium)”。在这个阶段年轻人将体验到所有婴儿期的冲突。他必须顺利通过这个阶段以确保实现之后的成长任务。首先,脱离儿童期内化的客体。其次,产生出对过去的历史感的能力。第三,处理婴儿期、儿童期和青春期经历的创伤的能力。最后,确定性别的认同。(Blos)

       所以青春期面临着许多变化和挑战。他必须远离自己安全的家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还需要依靠这个家庭。有生以来第一次,他面对着针对白己所爱的客体的多样而矛盾的情感。他还必须找到一个性伴侣,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比如学习或找工作,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他今后的生活。在这个心理-暂停期青少年经历了分离一个人化的阶段,这不同于Mahler的儿童早年的分离-个人化。在这两个阶段的核心冲突都是打破针对父母般爱的客体的依赖关系,从而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心灵实体。
 

      这种变化分四个阶段:首先是区分(Differentiation):之后是行动( Practicing),青少年获得了关于自由和全能的新的体验;接下来是和睦(Rapproachment),青少年矛盾和分离焦虑的感觉增强;最厉是巩固,这时青少年不再说:“我象你。”而是说:“我是不同的,独立的。”

      与此同时,媒体以及全球范闱内的受众高声呼喊:“我们都希望像你们一样——青少年!”这个世界充满了偶像,年轻、漂亮,在亮丽的杂志封面上向我们微笑,从广告牌上向下注视着我们,在互连网上摆出各种姿势。

      青少年自己似乎对公众对自己的认识存有疑义。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个十几岁女孩的留言:“媒体高叫……你必须看上去像完美的模特或大明星:年轻人认为自己会被接受……到处是设置好的;但外面是什么,在我们特定的文化中”这样的文化为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偶像,无论老幼,这使得分离变的困难。

       偶像来源于理想化。在Juliette Hopkin的案例中,18岁的患者Roberta唯一能获得安全感的方法是理想化。当Roberta第一次接受治疗时,她感到痛苦和焦虑,担心永远不会满足。在分析中,作为母亲最爱的患者表现出自恋性的幻想,希望成为理想的病人。这样她才能保护自己远离焦虑,并确保得到父母的爱。在移情中,Roberta的幻想保护自己远离对担心与治疗师之间的二人关系破坏的焦虑。她不能忍受孤独。住5岁时她被送到寄宿制学校,分离对她意味着拒绝。她无法接受正常程度的分离。

      Roberta的学习困难建立在对通过融合获得技能的幻想之上。如果她认同理想化的人,她就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能获得他们的技能。比如,她只要通过认同治疗师就能成为治疗师,而不需要任何培训!

      没有培训!不必工作!只有娱乐!这听上去就象广告里说的:“舒适的理想。”在那里你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成为英雄,就能成名。在这个电讯技术的世界中,这种舒适的理想被强化了。青少年以此作为针对希望分离同时又害怕分离的防御机制。Brenman Pick描述了这种青少年感到失控的内在张力。

       对于Roberta来说,她似乎很难区分自己和她的著名的父母。在她的幻想中很明显表现出同父母的名声融合并变为自己的东西。父母也需要这种名声来维持自尊。Roberta发现吸引他们注意的唯一方法是分享他们的幻想。

       所以无论是青春期的患者还是她的父母都被囚禁在Mendes所说的共同的自恋之中。现代的父母将白己青春期的孩子视为实现自己个人理想的快乐的客体。这样父母无法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个理想的模型。

       就象我已经说过的,在青春期需要同内在客体分离,尤其是儿童期的理想化的客体。孩子希望自己的愿望有着魔力,能够实现所有的愿望,包括性的愿望。孩子觉得只要自己性的身体已经成熟,就能获得性的满足。但性的愿望变的更复杂。由于获得了成年人的身体,那些过去不可能发生的,只允许存在于幻想和潜意识中的东西如今成为现实。换句话说就是乱伦被允许了。


 

       此外,青春期少年身体上的强壮使得他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谋杀。由于他对快速认同和理想化的需要和能力,他面临着被意识ideologies引诱的危险。因此他没有形成成熟的超我,而是发展出了共同的超我,这使得他能够对认为的敌人采取暴力行动。通过采取这种暴力行动,青少年能够得到一种假成熟的感觉。用Winnicott的话说就是:“成长意味着取代了父母的位置。确实如此。在潜意巩的幻想中,成长必然伴随着攻击行为。”(Ehrlich Reality/Fantasy, pg. 209)

      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强大超我如今将轻微的分离与攻击的愿望理解成是针对青少年所爱的客体的致命的打击。这导致强烈的恐惧和惊恐症状,或者相反,成为抑郁甚至自杀企图。

      在最近的研究中(1995),MauriceBlackmann指出20%的加拿大青少年存在情感问题,其中又有1/3存在抑郁并在精神科就诊。如今,青少年的自杀率同过去十年相比增加了200%。抑郁障碍、包括双相情感障碍,第一次出现在十几岁的人群中,早期发现这些问题对于以后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能够有正面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深受潜意识与意识困扰的青少年身上:他觉得自已不必再期望什么,他再也不能依赖父母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支持。他必须找到其他什么。迟早他会发现成年人并没有真止长大,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只是老了。不但是青春期的少年,年长的成年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事实。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变老了。但他们用将年轻理想化来防御这个事实,就象Shaw说的:“青春被年轻人挥霍一空。”这是否反映了老代人对充满乐趣和尝试的青春的妒忌?

      老一代人对年轻人的嫉妒和隐秘的攻击在Shoham“lsaac综合痱”的理论中得到了体现。指的是圣经中Abraham与儿子Isaac的故事。在希伯米传说中被称为“Akedah,意斯是依恋。上帝命令Abraham将儿子Isaac作为祭品,Shoham指出这个故事可以彼视为患秘的父子关系的原型。年老的父亲愿意将儿子作为祭品是因为作为老一代人的父亲担心被年轻一代的儿子打败。他们甚至愿意将儿子送上战场去冒险。

       此刻,我想通过非洲几内亚Massai部落简要的讲一下“成人仪式”。Gennep描述了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只有在父亲参加了一个“跨过围栏”庆祝仪式后才能举行,这个仪式的含义是父亲接受了自己作为老年人的状态。

      当我们审视一下全球的氛围,主导的理论是情感的成长,重点是成长。当我们审视自然,万物生长而后凋零。“成长”同样意味着老去和逐渐凋零。两代人除了共同幻想永恒的青春,还必须面对现实。

      再回到患者Roberta和她的幻想之中,她意识到治疗的全部结果是使自己觉得自己是普通的,而她原先认为这会使得自己感觉自己是特别的。

      对于成年人,这意味着完美小孩的理想死去了。父母意识到自己没能成功地塑造出比尔盖茨(亿万富翁)或爱因斯坦(天才)。在治疗的最后,治疗师同样意识到自己没有成功地创选出完美、健康、年轻的成年人。青少年会比治疗师预期的更早离开治疗。他可能没有发展出完全的移情性神经症。有时候很难弄清楚年轻人离开治疗是因为在附近的城镇找到了工作还是对移情的防御。这个阶段在生命中意味着同内在(婴儿)所爱的客体的分离成为了现实。青少年会将自己所有的努力和能量用来防御新的依恋。这可能表现出“问题的—扫而空”,而最初的表现是“症状的缓解”。对治疗帅而言,这意味着接受自身局限性的一课。

      那治疗师能够做什么?Mendes建议将分析当成是一场游戏,在两个游戏者之间达成一项特殊的协议。没有单纯的接受者和给予者。如果认为分析师单纯地给予解释,而青少年单纯地接受那将会是场灾难。那不是精神分析,而是教条主义。Mendes引用了Winnicott的“容纳”:承受和支持。容纳意味着与当事人并肩工作。

      青春期患者会给分析师许多的压力,同时分析师必须能够体验这种巨人的压力,既不要成为患者的同谋,也不要对患者有敌意。最后分析师会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心理运行正在发展的个体。

      

         多数分析师都同意青春期患者非常容易受伤,表现出各种精神疾病的症状。所以在做诊断时很难区分是典型的青春期紊乱——比如一次恋爱事件的终止、对死亡的哀悼、丧失爱的客体——还是真正的病态。在青春期,性前期的各种冲动都浮现到表面,并表现出各种防御机制(Anna Freud),但这“没有排除分析,因为它可以出现在成年人身上。”(Escoll)

       有时防御也有益处,比如,人们可以看到理想化的能力转化成变化的潜力,就像Hopkins在Roberta的案例中所描述的。她引用了Winnicotts的观点,如果存在期望,那会唤起愉快的环境,使攻击变合理,并为继续成长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原先没有这样的环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或很困难的。

      所以对青少年的治疗是一个机会,因为年轻的患者将自身环境中对父母的过度评价转移到新的客体身上(其他成年人,可能是分析师;他的同龄人;喜欢的摇滚团体以及这样的环境)。通过寻找新的客体,以及开始新的客体关系,青少年能够轻易地在不同客体间转移。他随时准备接纳对自身环境的全新体验,这样对他改变的能力有积极影响。然而也有缺点,年轻人会认为生活环境会控制自己生命的任务。(Brandt)

       相反,这(他的态度)会妨碍青少年完成自己的发展任务,存在着“固着”的危险。所以他没有控制和前进,相反表现出前面所说的各种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成为一种替代的仪式,伴随着对见诸行动和逃离治疗的永恒恐惧,可以对分离进行修通。所以一个令人满意的治疗应当让年轻人被接纳。在Winnicott看来治疗师被作为过度性客体。

      这个青春期的“中间”或过度性地带为个人的创造和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必须记住青春期不但会出现精神疾病或紊乱,个人的智力或艺术特质也在这个阶段发展。我们不应当忘记最早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是青少年和年轻人。此外,在第一代分析师中还有许多年轻人。

当我们关注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时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就是那种对年轻人的青春期视角被成为俄底浦斯吗?实际上俄底浦斯三角冲突就是对青春期的描述……

      现在,我们对这个青春期的“中间”或过度性地带的旅行即将结束。当青少年离开了这个地带,他将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或者他的成长将固着,也可能非常具有创造力。

今天,我试图找出给这些年轻易受伤害的患者进行分析性治疗的难点,包括他们(可能)的症状和防御机制。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这项工作显现出来的机会,这主要缘于年轻人面对这些机会时表现出的创造力、理性、意愿和开放性:所有这些均有助于治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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