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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改变教养行为的有效策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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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改变教养行为的有效策略研究报告
教会父母使用新的技巧来教养他们的孩子通常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对这一类项目的评估通常很难界定出哪一部分才是最有效的。这篇文章将聚焦在五种常见的策略上,这些策略常被用来帮助母亲们改变他们的抚养行为。这五种策略是:(1)正强化;(2)示范/模仿;(3)自我评价;(4)角色扮演;(5)指导手册。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些策略不仅没有效果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我们将在团体治疗的框架下检验上述指导性策略的有效性。在过去的三年中,共有107位母亲参加了团体治疗,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存在虐待或者忽视孩子的行为。我们收集了她们与孩子互动时的行为数据,以此来评价每一种策略的有效性。在每一次团体治疗之前,每一位母亲都会与她的孩子玩一会儿,这一小段时间的相处会被摄像机录下来。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每位妈妈都会和其他妈妈一起观看刚刚的录像,团体领导者会通过观看录像教她们如何使用相应的策略。

接下来研究助理们会对录像中母亲和儿童的行为进行编码,这些研究助理对研究的设置事先均不知情,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些母亲都有虐待孩子的行为,不知道这些录像录制的时间和顺序,也不知道研究使用的干预方法及假设。这些助理对不同的行为分别持续地进行编码,这些行为包括:微笑、说话、命令、纠正以及顺从等等。

 

正强化

在团体治疗中第一个使用和测试的策略是直接且模式化的正强化。在15周的时间内,每当妈妈们敏感地对孩子发出的信号进行了反映的时候就给予她们强化。那些不敏感的行为则被忽略。妈妈们不仅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得到强化,她们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其他人,当其他人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时也会被强化。

三个月后,所有的录像均被编码完毕,我们将早期的录像与后期的录像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经过了三个月的干预之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妈妈们在与孩子的互动中有显著的行为变化。这提示我们“敏感的回应行为”是一个太复杂而宽泛的概念,妈妈们并不能很好的识别出这些行为并将其作为强化的焦点。

 

示范/模仿

显然我们需要一些更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于是我们测试了其他的一系列干预策略。在一些时候,团体领导者会扮演一个更具有指导性的角色,例如演示如何与孩子积极地互动,如何提升互动技巧,团体领导者还会把她自己的演示录下来,和妈妈们通过观看录像来讨论和孩子之间的互动。

我们比较了妈妈们在演示之前以及演示一周之后的行为差异,结果发现妈妈们表现出更多的命令性、侵入性以及惩罚性的行为,更少地表现出温柔和宜人的行为。显然,妈妈们尝试模仿团体领导者所演示的技巧,但是她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技巧是建立在读懂孩子们所发出的信号并对此做出回应的基础上的。

 

自我评价

我们还尝试和测试了另一种策略。在观看她们的录像之前,我们会问妈妈们两三个问题,例如:“你面对面看你的宝宝了吗?”“你对他/她微笑了吗?”“你跟他/她说话了吗?”我们要求妈妈们在看她们自己的录像的同时直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为了促进观察,我们还会组织一个简短的讨论。我们会提醒妈妈们对她们自己的录像进行评价。一周后,前测和后测的对比发现,在自我评价中所涉及到的那些行为有了很大提高。另外,相关联的行为也同时得到了提升:例如,那些面对面看着宝宝的妈妈们也更多地和宝宝说话以及对着宝宝微笑。(Crittenden&Snell,1983)。

 

角色扮演

为了改变妈妈们的教养行为,人们还尝试了一种方法,即团体领导者和一位妈妈进行角色扮演。首先,团体领导者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小组中的一位成员扮演她的孩子。在他们表演了一系列情景之后(例如打球,给妈妈一个玩具等),团体领导者会问“孩子”,当“妈妈”刚刚那么做的时候她有什么感受。随后刚刚扮演孩子的组员改为扮演“妈妈”,从小组中选出另一位组员扮演“孩子”。当她们扮演“孩子”的时候,她们通常会变得不服管教并以此为乐。通过之后的讨论,她们会很容易地意识到“妈妈”的哪些行为激怒了孩子并纵容了这种困难行为。

相隔一周的前后测对比发现妈妈们在录像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有着一致性的提升,而不良的行为则减少了。另外,她们的孩子在录像中也表现得更为合作。

 

指导手册

 

最后,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评估以亲子关系为内容的指导手册对改变母亲教养行为的作用。一方面,我们通过录像来进行评估。在向妈妈们分发了指导手册的两周后,对她们和孩子的互动进行录像,并将其和分发手册之前的录像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前后两次的录像中母亲和孩子的行为并没有显著变化。即使用更简单的语言来编写指导手册,或者在手册中举一些例子,或者组织她们在小组中讨论,都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结果。

另一方面,对指导手册的一些非官方分析提示我们可能这种方法会带来有害的影响。一些提供保护服务的社工指出,一些虐待孩子的妈妈会引用指导手册中的信息来证明她们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通常这些指导手册是医院发给新生儿的母亲的)。例如,一个妈妈和她的丈夫在争论是否妈妈给宝宝吃的太多了。这个妈妈会声称:“只要孩子一哭你就应该喂他,这是指导手册上说的!”这些例子提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些固执的妈妈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会尝试找一些规范来指导自己,但是她们倾向于把这些普遍正确的建议运用在错误的特定场合。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些建议上,而在于妈妈们缺乏判断力,会误用这些建议。因此,这提示我们对那些有虐待行为的妈妈们提供教育服务可能是危险的,这些妈妈缺乏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力,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些信息。也许更合适的做法是提供治疗性的服务,或者聚焦在如何帮助妈妈们解释孩子的行为以及评估冲突的情境上。与虐待孩子的妈妈不同,那些忽视孩子的妈妈通常不会误用指导手册中的信息,但是她们似乎根本就不能从这种方式中获益。

 

总结

上述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

首先,那些需要父母们被动接受的策略是无效的(例如正强化、示范/模仿,以及分发指导性的资料),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反而会起到反效果。但是这些方法通常又是最简单、最便宜、和最易在大的团体范围中使用的。

其次,在非威胁性的情况下,直接与每一个父母单独进行工作,并且为他们每一个人提供锻炼判断力并接受反馈的机会则被证明是有用的。

有证据提示专家们提供的示范往往对于妈妈们来说太复杂而让人生畏了:为了做到示范中的那个样子,妈妈们会变得压迫她们的孩子,并且忽视孩子们发出的信号。我们在提供示范或者样板的时候,这些示范应该只比妈妈们现有的行为好一点点。在团体中跟随妈妈们自身的进度,不拔苗助长变得十分重要。

上述这些发现表明,在小规模的团体中使用个体化的干预策略来帮助妈妈们提高觉察能力和养育技能是非常重要的,而仅仅提供简单的教育或者提供大规模的干预是不合适的。



作者:Patrica Crittenden 博士是APSAC成员,就职于迈阿密大学,儿童及心理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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